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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泽的旗舰政策 - 每人每月发1000美元UBI - 可行吗?

美华 APAPA俄亥俄 2019-05-24

编者按:杨安泽Andrew Yang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到底是否可行呢?这取决于每个人自己信奉的经济学理论和判断。作者的看法是美国的税收、医疗和社会保险以及财政支出要经过大手术,或者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机组合,才可能支付每人每月$1000的UBI。文后附网友BZ的对UBI的反对观点。


月塘撰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Andrew Yang的支持者在集会现场(摄影:曹红)


美国总统候选人Andrew Yang提出的主打政策是给美国每个成年公民每月发$1000的全民基本工资(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最近和一个网友探讨,他认为这个UBI政策一无是处,毫不可行(附后)。为了尽可能客观地评价这个问题,我温习宏观经济学,深究美国财政预算,并对各项指标大致做了横向(和其他发达国家)和纵向(和美国历史数据)的比较。现就UBI讨论里的各点总结成文,戏称“UBI可行性研究报告”。


1通货膨胀

政府发钱如果造成高通货膨胀,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政府在没有经济支撑的基础上大印钞票;另一个是自由市场中大面积的商品供不应求。在美国这种开放市场下,低端消费市场的供不应求很难出现,比如:如果有钱下馆子的人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开馆子,如果类似产品谁家涨价,大家会去另一家;而居民有限的UBI很难对供给相对刚性或者其他高端产品带来瞬间压力,假以时日,很多相对刚性的供给也可以慢慢赶上。所以重点问题在第一种成因:如果UBI是通过现有货币的再分配以及有经济增长支持的适度货币发放来实现,就不会造成大的通胀压力。这就关系到第二个问题:如何支付UBI。


2现有福利


现有福利被Andrew Yang列为UBI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直接被反对者否掉,引用原因是现有福利一般都超过$1000/月。我Google人均福利,页首是福布斯的一篇文章,里面算出来平均福利开支是每人$760/月。这是2015年的文章,最近三年的通胀率大概是2%,算到2019年也不会超过$825/月。这和我了解和接触的一些个例基本吻合:一是脸书上看到有个人的残疾人保障是大概$700/月;我有个球友是社工(social worker),每天就是和贫困社区的居民打交道,她说龙虾党是个例,大部分能拿到的福利是和小孩有关的;第三个例子是有次在Habitat For Humanity(HFH)碰到一个搞艺术的年轻人,她毕业后做过零散的工作,当时在HFH当长期义工,只有少量生活补贴,符合申请食品券(food stamps)的收入条件。那天她接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因为要向审批人员解释她的生活补贴和HFH的全职全薪的工作人员情况不同。我斗胆问了一下才知道,她费那么大劲也就一个月补贴大概$160,但她已经非常高兴了,因为加上自己的生活补贴,她的吃饭问题就有着落了。


虽然肯定有福利拿到超过$1000/月的人,但绝大部分人会选择拿UBI,而且UBI没有各种限制条件,也会让现有福利在$1000左右的人选择UBI。假设拿到福利的金额是以$825为中心、$250为标准差的标准正态分布,84%的人会拿到少于$1075,金额接近80%。所以大部分现有福利开支可以成为UBI来源的一部分。(这里没有考虑大人和小孩的区别,因为数据有限。)


3福利改革


部分现有福利“养懒人”的低效率低动力设计被很多人诟病。首先,各种收入和其他条件需要被核实就需要雇用一大批政府人员来审核和监督项目的实施;其次,如果享受福利的人更努力地工作有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微小的工资增加有时候会让这人的工资超过申请福利的条件。比如前面提到的社工朋友告诉我:有个妈妈要求雇主不要给她加工资,因为只要每小时加5毛钱就会让她不再能享受现有福利。在这样的父母的心态和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很多也继续这样的生活,因为现有的福利制度不奖励努力工作,贫穷和福利于是代代相传。更糟糕的是:现有福利制度不鼓励婚姻和家庭,因为单亲单收入可以得到更多帮助。UBI不和收入挂钩,没有其他条件,有助于减少政府工作人员和官僚机构,符合财务谨慎派的“小政府”理念;享受UBI的人如果努力工作可以更好地改善生活,而不用担心失去福利;而完整的家庭也可以为儿童成长提供更稳定的环境,有益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更有意义的是:UBI没有现有福利带来的低人一等的耻辱感,受益者不容易自暴自弃。人的自尊和自信有时候就是改变贫穷和命运的最大的动力。这也和下一点讲的社会效益有关。


4社会效益


在全球化、自动化导致的铁锈带制造业衰退和经济萧条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失去工作、没有希望、日益颓废。这些地方也是美国毒品致死率最高的地区。新一轮的冲击将是规模更大波及更广的由人工智能引发的产业革命。虽然每一轮产业革命在消灭旧的工作时也会产生新的工作,但对于夹在新旧更替中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来说,他们可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每月$1000基本是美国联邦生活贫困线标准,虽然不能让一个曾经的制造业中产回到从前的生活水平,但至少可以解决基本温饱,得到一个缓冲,让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心理上有最基本的依靠和安全感,从而减少焦虑和抑郁,以更积极平和的心态来寻找新的出路。目前几乎所有的试点都认同UBI有助于减轻精神压力,减少家庭暴力,增加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提高高中生的毕业率,而烟酒、毒品等“诱惑型商品”的消费并没有显著增加。另外,UBI也有助于减少大学生贷款,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学业,提高大学毕业率。所以UBI可以节约目前政府开支中用于心理健康、无家可归、就业、犯罪和监狱等方面的部分开支。


5经济增长


Andrew Yang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是”trickle-up economics ”。这当然是源自减税派的“trickle-down economics”。多得到几百到小几千元退税对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的消费并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改变,最可能的是储蓄多了一些,或者股票账户鼓了一些。而对于最富有的1%来说更只是财富数字的膨胀。但是高达57%的美国人甚至付不起500美金的意外支出。每个月给这些人$1000会让餐桌上的食物更丰盛,拖了很久的汽车维修得以及时完成,全家可以偶尔去下馆子,或者去度假,让真金实银进入消费市场,真正刺激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新增的就业机会又会让更多的人增加收入,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产生对经济刺激的放大效应,而政府也在经济增长中获益,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来源。


6UBI的不足之处


说了这么多都是UBI的优点,那UBI有缺点吗?当然有,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高昂。Andrew Yang最初的提议是18到64岁的美国公民可以享有,一年要花费2.2万亿美元。根据Andrew Yang网站所列出的来源:


现有福利:6千亿

节约社会成本:2千亿

经济增长收益:6千亿

增值税:8千亿


前面提到大部分领取现有福利的人会选择UBI,但应该不会是全部。如果以现有福利开支的80%来计算,大概是4千亿。对新经济增长的税收收益预测显得过于乐观,我认为这个6千亿应该包括了2.2万亿UBI发到手后大约一半人会以所得税形式交回大约3千亿,Andrew Yang在访谈中提到过这一块,但在访谈和网站中都没有给出估算的数字。调整这两项后仍有2千亿的缺口。最新的网站信息将受益年龄扩大到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UBI总成本就扩大到2.8万亿,总缺口变成8千亿,网站还没有更新新增资金来源的计算。从个人思考和收集的信息,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决资金来源:


(1)通过实施单一支付人的(single-payer system) 全民医保降低目前6.5千亿的Medicaid的支出。全民医保是Andrew Yang的第二个主打政策。美国的人均医药支出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支出的两倍,目前大企业基本都负担员工的医保,个人支出部分也越来越高,企业和个人应该是全民医保的主要来源,相当于换一种支付渠道。在33个发达国家中有32个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全民医保,其中12个采用单一支付人系统。该系统有望减少医药管理人员,大大降低医药成本,最后让社会整体和个人都能受益。从重要性来说,全民医保(UH)比全民基本收入(UBI)更有意义,个人认为应该首先落实。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出中,有一幕是几百名护士推着病床翩翩起舞,原来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展示他们引以为傲的NHS全民医保系统。


(2)精简政府,削减其他开支。比如美国军费2019年的预算是7千亿,占政府可支配开支的一半,在全世界遥遥领先,其比例超过GDP%的3%,而德国的比例大概是1%。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在全球的军事干预,削减不必要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促使盟友支付相应的军事费用,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对欧盟一些国家的要求是有道理的。


(3)在Roosevelt Institute关于UBI的模型研究中认为,以政府举债方式支付的UBI最能有效地刺激经济。举债初期将加大政府财政赤字,而降低赤字是政府面临的另一难题。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初期也会加深财政赤字,但支持者认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最终加大税源、改善赤字。所以到底哪一种方案会更有利于促进经济,改善赤字,取决于决策者的理念,而更多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所有人对此的更多了解。另外我还看到两个说法:一是取消2018年开始的对1%极富阶层的减税。该减税收益在未来25年可以达到2万亿,平均到每年是0.8千亿。另一个是建议增收二氧化碳排放费等针对环保的收费。但所有这三项来源我都没有在Andrew Yang的网站或访谈里听到过。


至于最主要的支付来源,也就是Andrew Yang提出的新增增值税部分,我没有做仔细的研究。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实施增值税,欧洲的税率一般是20%,Andrew Yang建议的是10%。美国各州现行的销售税税率不一,但基本在7%左右。所以从建议的税率本身看并非疯狂之举。Andrew Yang经常引用的例子是,阿拉斯加的石油分红就是直接发给居民的,而新时代的“石油”就是人工智能和新一代的自动化技术。新增增值税如何设计从而确保在人工智能的新经济中受益最大的企业能够承担UBI的主要账单?如果谁有仔细研究而得到的答案,我将拭目以待。


UBI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少数人或小范围的短期试点难以测试全面效果。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比较容易衡量,而且从已有的在芬兰、加拿大和美国的一些城市的小范围试点来看效果是正面的,但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必须在相对大的范围全面实施若干年才可能真正比较效果,这给试点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而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全民试点就在整个国家推广显得风险过大。


综上所述,Andrew Yang提出的UBI到底是否可行呢?这取决于每个人自己信奉的经济学理论和判断。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收、医疗和社会保险以及财政支出要经过大手术,或者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机组合,才可能支付每人每月$1000的UBI。我不是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需要客观中立的研究团队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来提供。


网友BZ对UBI的反对观点


三个问题:


1. UBI管用吗?也就是,能解决它针对的AI大规模应用导致的大量失业问题吗?


2. UBI的资金来源真的像杨说的没有问题吗?有详细的解释吗?


3.如何合理化(justify)杨建议的给任何18-64岁的美国人都发$1000/月? 这其中包括正在工作的、超过十几二十几倍于因AI失业的人。这些人目前有工作,并不需要这额外的$1000/月来生活。然而为给他们发放这份不需要的钱,国家要筹集超过每年军费两、三倍的钱。 


简单说我对我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no。而杨的回答会是yes。


第一个问题很好判断。如果一个如他说的年薪$50,000的卡车司机失业了,$1000一个月能解决他的问题吗?就算他不用交税,他一个月的收入是$4,166。他的房贷、车贷、吃饭,其它基本生活开销,这一千元能解决吗? 

杨的网站上的四点资金来源很模糊,他的数字根本圆不了。这在别的群里讨论过。细节太多,不想拿到这里展开,留言字数有限也没法展开。 


显然没理由也没必要给绝大多数有工作的人由政府额外的发给$1000/月的基本收入,因为他们有工作,已经有了“基本收入”。 其实,对问题一的答案是no的话,就没有必要答问题二和问题三了。UBI旗舰政策就可以否定了。


UBI 是杨的旗舰政策。我认为这个政策一不解决它要针对的AI/自动化应用造成的失业问题,二不能justify绝大部分钱是发给不需要的人,三由于普发造成了天量的资金需求(几倍于军费)使得筹款成为不可能。 那么这就是一个无用、不合理、不可行的旗舰政策。 


有一个根据对上面三个问题的回答,对UBI进行改进的建议。这是一个Needed Basic Income,简称NBI。


NBI是针对将来因为AI和自动化广泛应用而失业的人群,试图帮助他们解决重新找到合适工作前的经济问题。对一个失业者来说,发放每月$1000,或领现有的福利(超过$1000/月)也许不够解决过渡期的生活问题,或者福利发放6个月的时间不够长。那么自然而来的问题是,再增加1000美元够不够?也许勉强够了。那么就按照增加一千元来制定NBI新政策。这个新增加的开支,可以考虑用增加雇主交给政府的失业保险金来筹集。这对每一个现在有工作的人员都公平,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失业。


NBI只发放给失业的人员,不发给目前没有工作的人,比如在校大学生。也不发给正在工作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有工资收入,也即是已经有“基本收入”,不需要政府筹集资金额外再发给他们。


NBI既可以对因AI和自动化应用而失业的人员有实质性的帮助,又没有资金需求巨大不能筹集的问题。是一个远比UBI更能针对它要解决的问题的方案。


另外,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2018年未来的就业》(The Future  of Jobs 2018)专业调查报告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会有7500万个现有工作会被AI和自动化应用取代,但是同时它们也会创造1.33亿个新工作。这意味着会有5800万个净工作产生。


因此,如何制定政策,协助劳工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合适的新技能,转型到新创出的5800万净增加工作上去,是AI新技术应用对就业影响这一话题的更重要的另一面。有效、合理、可行的政府政策,才是这个问题的治本之道。


因此,我建议杨安泽和杨团队,第一,将UBI改成既能解决失业过渡问题,资金需求大减,又来源可行的NBI政策。第二,将精力投入到研究有效、合理、可行的协助劳工转型的政策上来。使得不但提出AI应用造成失业问题这一话题,而且提供合理可行的过渡经济支持方案,最后提出能够治本的协助转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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